山东省日用硅酸盐工业协会三届三次理事会暨会员大会召开

控制官员本质上是组织内部行为，它正是封闭的权力运行模式的形成渊源，与民主和代表制的现代治理理念多有龃龉。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启动经济体制改革，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论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毫不迟疑引入技术—经济模式，采取国家干预和市场发展相结合，强化科技政策作用，确立了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科技服务于经济的方针，并以此启动科技体制改革，全面助力经济体制改革[12]（P107）。首先，人工智能发展可能带来的负外部性，许多是整体性或共同性的。

我们固然不能过于保守地处理人工智能带来的人的危机问题，但是引入必要的监管设计应该不可避免。当然，不同国家或不同阶段存在差异性，导致经济需求的迫切程度、正当化程度会有所不同。这个伦理性问题不好处理，值得加强研究，要尽快拿出可以确信的兼顾伦理设计的方案来。目前人工智能自动驾驶汽车行业比较注重在关键点上、如隐私问题，通过宣示自律措施确立信任机制。以经济法领域为例，最近几年围绕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使用，开始产生大数据、人工智能与竞争政策的新问题，出现了数据驱动型、人工智能驱动型的反竞争行为甚至是垄断行为[31]（P1）。

人们开始意识到，它的发展影响不应该仅仅是技术经济的，更应该是社会的。进入工业革命之后，技术地位不断上升，逐渐取得统治权，开启技术统治时代，对人类文化产生了极大的改造效应，虽然表面上促进了平等和自由，但也出现了产业化和科技竞争的狂热。因此，对于监护不力的情形，国家仍有必要适当地介入。

它对父母监护、父或母指定监护、直系尊血亲监护、亲属会议指定监护作了分门别类的规定。监护人基于何种正当事由可以请求辞职，则缺乏明确的规范依据。亲属会议决定自多大数额开始，监护人有义务使用未成年人的流动资金及其收入节余部分。这种监护人自动产生方式确保了监护职责由父母向其他人的无缝隙移转。

《德国民法典》《日本民法典》等之所以以官选监护取代法定监护，即是为了避免使未成年人处于不愿或不能承担监护职责的人之下，从而从源头上消除怠于履行或不适当履行监护职责的问题。无条件的法定管理仅于如下特别情形受到监护法官监督：当父母双亲对于管理行为达不成一致意见时，拟完成的行为应经监护法官批准。

一个人是否具备监护能力，是一个事实判断问题，必须依据该人的身体、精神、经济条件、负担状况等进行具体判断，既无法先行确定又不可能进行自动筛选。监护法官作为承担一般监督职责的国家机关，享有如下一般性权力（第395条）：可召见法定管理人 （亲权人）、监护人或其他监护组织 （如社会援助儿童部门），要求向其说明情况，并向他们提出要求，对他们宣告指令。监护人对未成年人财产调查及其目录的作成，在有监护监督人时，非经该人见证，不发生效力。《民法总则》以法定监护为支柱的监护规范体系及在监护报酬与履行费用、监护人辞职、不当监护惩戒等方面的立法阙如，对监护监督在规范结构上提出了特别需求。

这种监护人确定机制，同样可以发挥遴选合适监护人的作用。《日本民法典》在监督监护事务上赋予监护监督人一些特别权限。而且，当监护执行过程的日常督导职责由个人或组织承担时，该个人或组织是否忠于职守、积极履职，同样需要监督。在同一亲等直系尊血亲有数人，或者无作为监护人的直系尊血亲，或者被指定为监护人的人停止履行监护职责时，由亲属会议为未成年人指定一名监护人（第403、404条）。

以下对监护监督之于我国监护制度的必要性予以抽象与具象分析。为应对监护人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监护职责对被监护人造成的极端不利后果，《民法总则》对监护人资格撤销制度进行了补充性规定。

只有经亲属会议赞同和解条款后，监护人始得以未成年人的名义进行和解。这种看法明显过于宽泛。

《民法总则》27条第2款关于监护人顺位的规定，明显把监护人资格享有者与担任监护人的实质条件完全混为一谈。[29]参见林秀雄：《论未成年人之监护人及民法第一千零九十四条之修正》，载谢在全等著：《物权·亲属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79-280页。各国之所以未对亲权普遍设立监督制度，一方面是因为法律深信父母会尽心竭力教育、照顾自己的未成年子女。我国《民法通则》独辟蹊径，以监护统合传统的亲权，在总则部分规定了大一统的监护制度。凡客观上与子女的保障利益和发展利益的目的和意义相背离的父母照顾行为，不管父母对此是否存在过错，皆可纳入其中。从未成年人保护上看，《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意见》提出的各种处理措施，皆纯粹立足于事后救济，对于如何督促监护人积极、适当履行监护职责及如何及时制止、纠正监护人不适当履行监护职责的行为，并没有作出片言只语的规定。

[3]参见陈棋炎、黄宗乐、郭振恭：《民法亲属新论》 （修订十二版），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424页。对于以监护统合亲权的我国监护制度而言，监护监督的构建应在区分父母作为监护人与父母之外的其他个人或组织作为监护人的前提下，分别加以考虑。

[29] 由法国、德国、日本的立法变迁看，自20世纪中期以来，未成年人监护制度在观念和规范结构上发生巨变。监护监督人原则上由指定未成年人监护人的人通过遗嘱指定。

[7]例如，对于出生后需要监护的非婚生子女，青少年局根据法律直接成为其监护人（第1791c条第1款）。[10] （三）《日本民法典》的规定 《日本民法典》对亲权与监护分别作了专章规定，未成年人监护主要适用于无行使亲权的人或行使亲权的人没有管理权的情形。

家庭法院可以通过科以罚款而督促监护人和监护监督人遵从它的命令。家庭法院按照如下规则挑选监护人：首先要考虑监护人的父母在遗嘱中指定的监护人（第1776条及第1777条第3款），若不能依据第1776条确定监护人，法院应按照适宜原则选择监护人 （第1779条），无行为能力者不能被选任为监护人 （第1780条）。有学者在21世纪初即指出，《民法通则》在监护监督上存在先天不足，并提出了建立监护监督人制度的立法建议。[41]《日本民法典》第862条规定，法院可以根据监护人及被监护人的资力及其他情况从被监护人的财产中支付给监护人相当的报酬。

[30]参见曹诗权：《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77-278页。第三，对财产清册、财产清算、移交等未作任何规定。

另外，《法国民法典》根据1993年1月8日第93-22号法律增补的第388-2条规定：如果在诉讼中发生未成年人的利益与其法定代理人的利益相左的情形，监护法官依第389-3条规定的条件，或者在没有监护法官时，受理诉讼的法官得为未成年人指定一名财产管理人，以代理该未成年人。当此时段，人的衣食住行无不需要他人供给或帮助，其德、智、体的发展及良好习惯的养成无不依赖于他人的培养或教育。

兄、姐作为未成年人的最近旁系血亲，在监护人资格上处于第二顺位。祖父母、外祖父母作为未成年人父母之外的最近直系尊亲，位列第一顺位。

对于亲权或父母照顾权，《法国民法典》区分亲权是由父或母一人行使还是父母共同行使而对亲权监督作了不同规定，《德国民法典》则以儿童的最佳利益受到严重危害为根据确立了家庭法院干预制度，而《日本民法典》未设立类似于法国法或德国法那样的亲权监督或干预制度。兄、姐作为同一顺位的监护人，可能至少发生二人共同司职监护的状况。监护监督人 一、问题的提出 自然人终其一生，一般会经历童年、青年、中年、老年等阶段。另一方面源于对权力介入家庭生活的警惕与戒备[11]。

兄弟者，分形连气之人也。二是必须不迟延地向家庭法院报告监护人的义务违反及家庭法院有权干预的一切情形，如监护人死亡或因发生其他事情导致监护职务终止，或因监护人离职而应由家庭法院处理的情况。

在实现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上，其存在明显的结构性规范缺陷。[9]子女所受危害通常源于父母滥用其照顾权、漠视子女、无过错的拒绝及第三人的行为，但并不以此为限。

监护人辞职，也称监护人卸任，指监护人依据法定理由中途辞去监护职务。当由法院作出指定时，裁定书就是监护人的任命书。